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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四川盆地的西部，有著名的成都平原。成都平原情况优越，农业蓬勃，有“天府之国”的美誉。

然而，成都平原的富庶，却和一条重要的河流息息相关，这条重要的河流就是长江支流岷江。由于岷江在岷山中的海拔远高于成都平原，其落差高达3000米，故对整个成都平原而言为一条悬河，在秦代以前，岷江基本处于无控制状态，在雨季时，岷江洪水暴涨，低洼的成都平原便成了一片汪洋，到了旱季时，成都平原又是赤地千里，颗粒无收。战国末期，在秦国吞并巴蜀后，秦昭王遂委任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李冰为蜀郡太守，以治理蜀地。李冰上任后，便在前人治理岷江的基础上，在岷江出岷山的出口处，修建都江堰，根治岷江水患。

在都江堰修建后，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、沃野千里的"天府之国"。而秦国也因之得以统一六国。

由于都江堰是用来浇灌的，且又为岷江出岷山之口，因此，都江堰市古代就有灌口、灌县等称谓。然而，都江堰的水利工程的光线却掩盖了都江堰市在军事上的作用，其在军事上的价值，并不亚于剑门关、阳平关等雄关。在唐代时，为防御吐蕃，唐帝国曾置镇静军于此；宋代时，宋廷又设永安军，后又改称永宁军，再又改为永康军等等。

历代王朝在都江堰四周设有王垒关、桃关等雄关。由此，我们不仅会发问，到底都江堰有什么样的军事价值，以至于历代王朝要在这里设重兵。

自古以来，由于四川盆地情况优越，农业蓬勃，人口众多，其常是中原王朝谋划青藏高原的基地，中原王朝无论是通过商贸、文化还是军事等手段等施加影响于青藏高原，一定是要以交通通道为基础的，而都江堰市即四川盆地通青藏高原重要的道口之一。这主要和岷江息息相关的。岷江源于松潘北部，流经茂县、汶川，而在灌口流入成都平原，因其水量很大，昔人一度认为其即长江的正源。

另外，岷江另有黑河、杂谷脑河等支流，这些支流深切岷山，形成了众多的由成都平原通往青藏高原的通道。在这些通道中，以两条最为重要，即由灌口（今都江堰）经茂县北出青海的通道，和由灌口（今都江堰）经维州（今理县薛城镇）西北行到西藏的通道，也就是著名的“松潘道”和“维州道”。都江堰所扼守的两条大动脉松潘道也叫西山道，或者黄胜关道，其开通和吐谷浑有很大的关系。

吐谷浑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慕容部，其本在辽河流域，后因逃难而由辽河流域经阴山迁移到柴达木盆地、青海湖、松潘草原一带游牧。此时，中国正处于南北坚持状态，河西走廊已经被北朝占据，南朝自然不能通过河西走廊通西域。可是，吐谷浑和南朝却比力友好，吐谷浑很早就寻找通往长江下游的通路，并派使至建康，通贡于刘宋。

都江堰北上若尔盖草原的通道于是南朝便通过吐谷浑以通西域，而通西域的门路，即是由南朝国都建康溯长江而上进入四川盆地，在灌口溯岷江而上，经汶川、茂县、松潘进入若尔盖草原，西北经吐谷浑境内的柴达木盆地越阿尔金山到达塔里木盆地。在这条路中，尤其以由灌口溯岷江而上到松潘这段最为险峻，如《元和郡县志》载，“两岸壁立如峰，瀑布飞流，十里而九”，人们将其和井陉相比。

在隋唐时期，吐谷浑多由此路攻西川。另外，值得说明的是，当年红军长征时所经由的大草地即若尔盖草原。

到了唐代时期，由都江堰溯岷江而上经松潘的通道为著名的西山道，唐帝国在松潘设有松州。在唐初，吐蕃开始在西藏高原崛起，其往东开始扩张，吞并白兰、党项，灭吐谷浑，从而和唐帝国的巴蜀隔岷山相望。尔后又以求娶公主为名，对唐帝国发动试探性的进攻，“勒兵二十万入寇松州（今松潘）”。

此时，吐蕃正处于雄才简陋的松赞干布的向导下，国势很是强盛，而唐帝国也不弱，在千古一帝唐太宗李世民的向导下，正处于“贞观之治”时期，国势亦很是的强盛。唐军在首战失利后，很快便组织了抨击，大北吐蕃。

此次大战，为两大新兴帝国的首次碰撞，具有深远的意义，今后，吐蕃便停止了东进的脚步，而唐蕃便在邛崃山、岷山、日月山、祁连山一线坚持。在安史之乱后，唐帝国为镇压叛乱，便将边疆军力调往中央，吐蕃趁唐帝国疆域空虚之际，鼎力大举东扩，而四川即是重要的偏向，如大历十二年（公元777年），吐蕃发动20万雄师入西川，其中一路便由茂州、灌口入。唐帝国出击吐蕃，此道也是重要的用兵偏向，如贞元十七年（801年），吐蕃和南诏的关系破裂，唐帝国遂团结南诏，北击吐蕃，唐军兵发10路，其中的一路，镇静军使陈洎等率领一万名士卒从三奇路发兵，即为此路。西川碉楼在明代时，松潘一带为藏、羌、苗等各民族杂居之所，这些少数民族久居山间，民俗很是的彪悍，经常不平中央而发生叛乱。

为抗拒朝廷，这些少数民族在茂县以北岷江沿线建有众多的碉堡以控制此要道，据载，自松潘到茂县的距离为100公里左右，可是沿途却“夷碉棋布山岩，视之如蜂房”。这些碉堡很是的险峻，如王廷相曰：“松、茂诸番，居止皆依山险，垒石为室，高者十余丈，谓之碉房”，直到在清代时，大、小金川一带也有众多的此类碉楼，清军镇压“大、小金川之乱”时，为攻克这些碉楼支付了惨重的价格。由于灌口为四川北出甘青的咽喉，每当发生战争时，灌口便首当其冲。

如《边略》云：“大略吐蕃入寇，必道松（松潘）、茂（茂县），由松、茂而东，必经灌口（都江堰），灌口失守，则长驱入蜀矣。”明代时汶川到松潘之间岷江沿线的关堡此道在战争时期，是重要的用兵通道，在宁静时期，就是重要的经贸孔道，在南北朝时，高僧释法献就曾由此路到于田，吐谷浑也由此道与巴蜀通商，如《梁书·河南王传》纪录:"其地与益州邻 ,常通商贾 ,民慕其利 ,多往从之。"宋代时，宋廷在此和少数民族商业，获取战马，明代时，这条通道又是著名的茶马古道。

到了现代，这里今由213国道直通松潘若尔盖草原。由灌口通往西藏高原的通道，即是著名的“维州道”。

维州在今理县薛城镇，据《元和郡县志》载，维州城为三国时姜维所立，在隋时，又在其地设薛城戍（今薛城镇），唐代时，白狗羌内附，便设维州城以统之。维州城很是的险峻，《旧唐书》纪录，维州北望陇山，积雪如玉；东望成都，若在井底。

一面孤峰，三面临江，是西蜀控吐蕃之要地。另《旧唐书》又载，吐蕃久攻维州城不下，便将一妇女嫁于维州城的守门人。

此妇女生了两个儿子后，便教诲其子忠于吐蕃。二十年后，孩子长大，便偷偷的把城门打开，把吐蕃士兵引进城内，吐蕃这样才攻陷了维州，并更名为“无忧城”。此事听起来像东方版的特洛伊木马，却不切合历史事实，但从另外一个方面体现出维州城的重要性。

维州道此道的门路为经灌口溯岷江而上，到汶川后，转入杂谷脑河谷，司理县而到米亚罗镇转入大渡河上游支流梭磨河河谷，又转入大渡河上游色曲河谷，往西经甘孜、德格、昌都、类乌齐、那曲，而到拉萨，这条门路为今川藏线的北线，今修有国道G317。早在唐代时，这条通道是通吐蕃的重要门路，如《新唐书•李德裕传》载，“维（维州，今薛城镇）距成都四百里,因山为固,东北由索丛岭而下二百里,地无险,走长川不三千里,直吐蕃之牙”。自维州城（今理县薛城镇）设立后，便成了成都的门户，维州城（今理县薛城镇）在唐和吐蕃间数度易手。

在韦皋坐镇蜀地时，曾数次由此道攻吐蕃。如贞元八年，朝廷计划修筑盐州城（今定边），又担忧在修筑历程中遭吐蕃偷袭，遂命韦皋伐维州（今理县薛城镇）以牵制，盐州城（今定边）筑成，德宗令韦皋收兵。

到了贞元十七年时，韦皋又团结南诏，发动十路雄师伐吐蕃，围维州（今理县薛城镇）。赞普派论莽热以内大相之职兼任东境五道节度戎马都群牧大使，率领各部族混编的队伍十万人来解救维州（今理县薛城镇）之围。后韦皋设伏，并生擒吐蕃军统帅论莽热，吐蕃军损伤过半。

韦皋另外，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文宗大和五年发生的“维州事件”，时吐蕃维州守将悉坦谋来降，关于是否接受投降，唐廷内部在“牛李党争”的配景下，发生了庞大的争议。所谓“牛李党争”，实际上是还是唐初以来门阀田主与庶族田主之间斗争的延续。在安史之乱后，唐帝国的权要分为两部门，一部门是通过科举考中进士而当官的，这种官员一般出自平民，是为庶族田主，以牛僧儒为代表；另外一部门是通过父祖门荫而当官的，是为门阀田主，以李德裕为代表。这两部门相互藐视对方，谁也不平谁，从而形成了两个团体，因这两个团体的首脑划分以牛僧儒和李德裕为代表，故称“牛李党争”。

两个党派为了小团体的利益，相互攻击，置国家于脑后，不管对方的言论是否对国家有利，是否合理，只要是对方提出，就要阻挡。详细到“维州事件”上，时李德裕镇守巴蜀，认为要对吐蕃接纳强硬政策，训练士卒，努力防御，接纳吐蕃投降人员，而“牛党”则认为要对吐蕃“守信”，不要去刺激吐蕃，不应接纳吐蕃投降人员。由于此时“牛党”正当权，文宗天子遂听从宰相牛僧儒，下诏命将悉怛谋等人逮捕送还，随后，吐蕃遂于疆域将悉坦谋等归降的300余人全部诛杀。“维州事件”的发作，标志着唐帝海内部的“牛李党争”已经白热化。

而且，两党又划分和阉人勾通在一起，唐帝国就不停在藩镇盘据和党争中内讧。以致唐文宗有“去河北贼易，去朝中朋党难”之叹。

由上可见，都江堰市之所以为成都平原的西部的军事重镇，盖因其地扼“松潘道”和“维州道”这两条重要的通道。由此也就在此二道沿途形成了众多的军事重镇，其中尤其以松潘、茂县、汶川、理县等最为重要，如《舆地纪胜》载：“惟灌口（今都江堰）一路,去成都止百里,又皆平陆,朝发夕至。威（即维州，今理县薛城四周）、茂（今茂县）两州即灌口（今都江堰）之蔽障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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